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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楚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数字媒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刊学术顾问）；贺文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导 读： 本报告回溯2023年中国新闻学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展开的学术探索，围绕新闻理论研究、新闻业研究、媒体融合研究和新闻史研究四个方面展开学术梳理和论题思考。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掀开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崭新篇章。党的二十大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理论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新时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创新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思想指引。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我国新闻学研究立足中国，回应时代，整体呈现繁荣态势。技术迭代和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给新闻业带来空前的不确定性。新闻学界从新闻理论、新闻实践等不同范畴、不同议题探讨我国新闻学的新变化，展现出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弹性和韧劲。
数字新闻时代，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智能主体深度介入新闻实践活动，我国新闻生态和传媒格局发生巨变。新闻学者们反思新闻学经典概念和理论的时代价值，尝试在新闻实践中创新新闻学研究的方法论，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进入数字时代，新闻研究本体如何应对剧变中的新闻研究客体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新闻学者们相继提出“重造新闻学”“新闻研究的新地理”“新闻研究的想象力”等理念，强调新闻研究需要创新转向，而新闻研究创新的落脚点正是新闻理论的突破发展。2023年，中国新闻学研究者们重新思考“新闻是什么”这一元问题，从中国语境出发，思考客观、真实等西方经典新闻认知和理论体系存在的时代价值，并尝试转向更具本土意涵的对话和沟通。王润泽等阐释了新闻价值和新闻客观性的内涵和演进过程，并反思了新闻价值和新闻客观性这一理念本身及其在我国新闻业中的实践，认为新闻价值需要从多重维度被重塑建构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认为新闻客观性作为支撑新闻行业合法性确立的一大支柱、指导新闻实践活动的操作规范，依然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3]。彭剑等通过对“新闻权威”这一学术概念的考察，探讨当下数字化传播环境所激发的新闻权威研究的全新问题域，重点观照以理论创新和方法切换回应中国特有的主流媒体体系的实践变革。[4]周树华等认为，在数字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媒介可供性这一概念存在内涵过于宽泛、不同细分领域难以进行有效学术沟通等问题，主张回归概念最初的生态心理学视角，有助于克服数字时代新闻学研究对技术过度迷恋的倾向，突破新闻学研究的固有边界，展现其触及重大社会议题的理论潜力。[5]
在对新闻学经典概念和理论溯源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内涵、方法与技巧成为新闻学界的研究热点。有学者认为，面对当前经典新闻理论对新的传播现象的解释逐渐乏力的情况，实践转向提供了新思路。实践转向引导人们超越现象进入关系层面，思考新闻传播活动如何影响个体发展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6]高晓虹等学者同样认为推进中国新闻学的理论创新需要以实践为基础，实践是新闻学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新闻学研究应当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回应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提升中国新闻理论的自主性，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知识体系。[7]操慧等通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变迁，为我国新闻学理论体系建设锚定了实践生态和思维自觉的基本坐标，这个坐标是为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所做的必要且重要的学术动员与能动准备。[8]总体来看，过去一年，新闻学研究者们从中国新闻活动的具体实际出发，尝试突破长期以来受西方经典新闻认知和理论体系影响而形成的概念性、框架性的思维藩篱，在本土化实践中重新定位我国新闻学研究。
当前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构建工作正处于理论转型的关键节点，随之而来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的方法论问题也成为学界的热议焦点。“以中国为方法”是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之一，其构建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具体路径、实践逻辑和知识体系，倡导新闻学研究可以“立足中国来认识中国”并“通过中国来认识世界”。[9]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我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媒介实践是建构我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经验来源与实践基础。有学者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在地化经验，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媒介实践，不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所谓的“标准”来推进的，而是在实践中面对具体的现代化议题而展开的。[10]张垒等学者将中国新闻学放置于“历史—政治”领域中，认为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应该始终处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以实践理念的形态不断回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求。[11]王润泽等把握新闻实践、社会发展、理论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构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要秉持“守正创新”的姿态，既要延续和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又要探索面向信息文明的路径与方向。[12]此外，有学者从认识论的视野出发，探讨当前新闻理论研究范式中面临的主体性困境，并引入基于主体间性的社会交往这一概念，为新闻学范式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13]
数字新闻时代，传统新闻业固化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危机成为全球传统新闻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姜华等学者将数字化技术看作一种“元技术”，认为其拆解了传统新闻业相对稳定的资源配置模式及其结构化再生产机制，新闻业系统的边界不再泾渭分明，新闻业与社会全系统的勾连更加深广，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的交互变革，打破了此前新闻业明晰的职业壁垒，一种融合人类主体与非人类实体的杂合体新闻业初具雏形。[14]就我国新闻业的发展态势而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新闻业智能化转型和生态结构重塑进一步提速，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与挑战，如新闻业在技术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职业边界和职业权威消解、行业主体性和生产主体不确定性等。[15]基于此，新闻学界围绕中国新闻业现状进行了热切的学术探索和创新。
2023年，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升级，新闻业智能化转型持续深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赋能新闻业，带动新闻内容生产的范式转换、传播生态的迭代升级和新闻内容生产权力关系的重构。[16]以ChatGPT为例，吴小坤认为，ChatGPT带来新闻业优势资源的重新分配，其在新闻内容生产、广告创建、受众反馈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优势。[17]陈昌凤从数据分析、内容生成、算法个性化和事实核查四个方面具体阐释了ChatGPT为新闻业大变革提供的重要机遇。[18]人工智能技术在深度融入新闻生产全链条的同时，也在重塑新闻生产关系和我国智能传播格局。在人机关系层面，彭兰认为，通过技术层面的调适升级，人与机器的交互，已经从界面的交互转向信息甚至情绪、情感的交互。[19]史安斌等学者认为，人机协同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工智能赋能新闻生产的最主要模式。[20]而人机协同也将从媒体或其他行业性应用向个体的生活层面渗透。[21]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我国正积极打造中国特色的智能传播格局，如“传媒+”模式在游戏、社交等领域实现了融合发展的创新。同时，我国主流媒体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并未简单停留在工具性应用和从属性运用的层次，而是站在整个社会信息传播范式的转变这一高度上运用已有的数据优势，试图搭建起整个媒体行业的技术框架以实现智媒技术在我国传播格局中的良性应用。[22]
智能技术的发展推动中国新闻业态发生巨变，新闻业在技术、资本、政治等多重力量的合围下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实践困境。研究者们对智能技术潜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保持警惕与反思，试图更好地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以保证技术向善。唐铮等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状态介于可知的公开技术和不可知的算法黑箱之间，技术的应用并未减少新闻业面临的环境监管、资本干预、伦理消亡的不确定性，反而因算法的不可知带来更多关于真实性、平台资本主义、新闻伦理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23]常江等将平台和算法在新闻业的基础设施化视为瓦解新闻权威的主要技术动力，其带来的后果是新闻作为“真相标识物”的认识论地位的动摇和全球性的公共信任危机。[24]王辰瑶等从自动化技术嵌入新闻实践的角度指出需警惕“自动化新闻”的风险，包括在无法或不应该自动化的领域开展“自动化新闻”项目，新闻业对“自动化新闻”项目的投入过度以及对“难于自动化的新闻工作”的轻视思想。[25]
研究者们在警惕技术本身所潜藏风险的同时，也关注到技术引发的新闻业结构化变革带来的职业场域边界消融、新闻价值取向偏移等不确定性影响，审视与反思新闻实践秩序与行业发展的走向。刘海明等认为，技术赋权呈现出主体泛化、边界消融的传播图景，具体表现为流动的职业身份边界、模糊的新闻产品界定及游移的价华体汇体育值判断坐标。[26]这些问题消解了传统的新闻生产规范，导致行业主体性和功能指向模糊，带来了更多的伦理问题。
智能技术在全方位嵌入新闻生产链条时也深刻影响着新闻从业者，形成了新闻生产传播全新的社会化局面。2023年，新闻学界对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从角色转换、工作边界扩张、流量追求等方面展开。首先，智能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是一种互联网多中心多节点动态信息传播的实践，呈现出泛化的策展特征。传统新闻生产中的参与主体面对业态变革容易出现结构性错位的局面，职业角色转型已成必然。戴宇辰等探讨了新的变革语境下新闻编辑对信息资源的把控能力逐渐弱化，需要从把关人向策展者转型，以在新旧媒介更迭的颠覆与重构中获得职业归属，重构职业认同。[27]策展新闻是一种对话式的新闻实践，其实践过程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创造。徐迪等将记者这一角色也界定为新兴传播实践中的策展者，记者需要与公众、专家甚至技术平台等主体展开协作，共创新闻生产内容。[28]其次，媒体融合背景下，部分职业新闻工作者的边界工作发生了变化，从报道新闻事实到生产媒体融合创意产品转变，新闻工作者在“做产品”的过程中完成了边界工作扩张的过程。[29]如今融合新闻生产中创意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在丰富视听呈现形态的同时，也为新闻业发展带来了“破坏式创新”，需要把握创意的边界，在事实呈现与真相挖掘上提供更大的信息增量。[30]新闻工作者既要贴合用户需求，又要维系主流媒体的权威，成为媒体融合进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还有学者通过对一家省级广播电视总台的民族志调查剖析了传统新闻机构与受众分析技术带来的点击量的互动关系，认为这种饮鸩止渴式的“变通”和“数字政绩”可以使专业新闻机构对融合发展等关键问题进行暂时的逃避，但终将在长久的发展中落于人后。[31]
数字新闻时代，受益于新媒体平台的勃兴，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或定制信息产品，而专业新闻机构业已制度化，难以迅速满足用户的多样化信息需求，新闻业整体呈现出大规模用户新闻回避的冷淡状态。如李红艳考察了乡村变迁视角下村民在智媒时代新闻生产与传播中的角色变化：村民从被教育者到新闻生产的参与者再到新闻业的“陌生人”。[32]2023年，我国新闻学界对此现象展开了系统性思考。有研究发现，新闻回避现象是新信息生态失序下的一种产物[33],是人们在数字媒介生态中与新闻产生的多维、动态的互动结果，是在信息环境、技术逻辑、心理变化和社交网络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具体可以划分为“有意的”新闻回避和“无意的”新闻回避两种类型[34]。新闻过载、新闻信任度降低和负面新闻被认为是有意新闻回避的起因，即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情绪，以避免认知失调、焦虑不安等状态，回避了负面新闻的阅读；新闻倦怠会导致人们对新闻时事变得冷漠，降低公民参与，倦怠情绪是有意新闻回避的重要心理因素。[35]面对这样一个全球新闻业关注的重要议题，可以从建设性的视角切入，重点从信息环境的建设性路径和民众心理机制的建设性路径两个步骤展开，具体包括在新闻生产环节提升新闻内容的品质、促进传播渠道的优化、鼓励人们参与新闻生产、增强新闻内容的情绪感染力和情感贴近性等。[36]
2023年是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整体推进的第十年。十年来，我国媒体融合发生格局性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以融合十年为重要的历史节点，2023年我国新闻学界对媒体融合的研究聚焦总结媒体融合战略的发展逻辑，对融合多元创新路径及在地化实践展开前瞻性思考。
对媒体融合规律的把握离不开对媒体融合发展逻辑的思考，2023年，新闻学界全面考察媒体融合的发展历程，仔细把握融合发展深层次的逻辑建构，科学总结十年来媒体融合的发展规律。曾培伦等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考察2014年这一制度变迁“关键节点”背后技术、市场与政治三重逻辑的转换，以及三者在政治沟通维度实现交汇的整体逻辑。[37]卞天歌等同样基于媒体融合的三重基础逻辑，即技术逻辑、政治逻辑和市场逻辑，厘清其间呈现出在规范取向内正向互动的关系。在三重逻辑作用下，媒体融合向历史基础与愿景使命、顶层设计与实践创新、国际趋势与自主优势等六个维度动态发展。[38]黄楚新认为媒体融合作为持续推进、影响广泛的社会发展进程，经历了“媒介融合—媒体融合—社会融合”的迭代阶段。[39]基于此，要从媒体融合的媒介逻辑、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四个方面全面掌握媒体融合发展演进的脉络。[40]沈正赋结合过去十年来我国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取得显著成绩和卓有成效的华体汇体育案例，归纳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理路和进路，从互联网思维、移动优先战略、新型人才评价体系等方面论证我国媒体融合经历了一个从“可能”到“可行”的渐进式发展过程。[41]
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性工程，我国的媒体融合实践是一项有理论遵循和政策支持的系统性工程。当前媒体融合初期发展的道路探索已经基本完成，在不断创新与试错的过程中，我国媒体融合积累了一定的优势资源和有效经验。但媒体融合实际上是方法、是过程，尚处于发展进程之中，新形势下，媒体融合的方向选择和措施成效仍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媒体融合的路径探索依然是新闻学者们热议的话题。田智辉等提出以价值引领为原则推进我国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建设，其核心在于把握意识形态主阵地的要求，同时结合数字时代发展的趋势进行媒体建设与转型发展。[42]李彪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技术赋能媒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探讨技术与媒体融合之间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并从动力之源、战略布局、经济保障和根本目标四个层面探讨了促进新时代传媒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43]李立景阐释新时代作为方法的意义，建构了中国新时代协同治理格局下媒体的角色规范理论，成为引领媒体发展服务大局、为媒体法治提供合法性论证的基础。[44]
2020年9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随着媒体融合的全面推进，我国四级媒体在横向上整合资源组建融媒体中心，纵向上成立区域一体化平台，并逐步成为主导性实践模式。在政策理念、行动传统和现实考量的三重因素下，基层媒体融合也带动了“新闻+”的实践形式，媒体进一步扩展自身业务范围进而融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45]
然而，我国四级媒体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横向来看，不同地域的融媒体组织发展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存在差异；从纵向来看，中央级、省级媒体拥有技术、资金、人力等优势，已经初步建构起传播体系的框架组织结构，但市级、县级媒体仍需要解决体制机制、传播手段、技术支持等关键核心要素，不同层级的媒体发展步伐不一致。[46]基于此现实困境，学者们聚焦各级媒体尤其是地市级和县级媒体的在地化实践，寻求地方融媒体的可行性路线以完善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从技术角度看，技术在县级融媒体的建设中被寄予厚望，技术基础设施被认为能改变县级媒体的困境，从而赋能媒体融合转型发展。[47]然而技术赋能的表征之下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是技术系统的运作，还有当地社会系统运作和具有中间连接性的人类工作。只有在地化的组织实践发展出适用本地的功能时，技术赋能才成为可能。从功能角度看，县级融媒体中心已经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郑雯等探索了县级融媒体作为枢纽性的基层治理资源如何具体实现治理效能。除了政治功能以外，县级融媒体中心凭借其基于地方性的文化、关系与行动，成为基层治理强节点的路径，形成植根本地、流动全球的超域协调能力，从而推动媒介不仅再现地方、建构地方，更融合地方、再造地方的愿景。[48]
2023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呈现出继承与突破两大鲜明特征华体汇体育。部分学者引入新的研究视角，详细书写我国党报党刊发行史的丰富内涵和研究转向；另有学者针对我国新闻史研究现状，从新闻实践出发拓宽新闻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和议题边界，探索中国新闻史的特色研究之道。
作为新闻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新闻宣传工作如何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走人民路线成为过去一年不少学者的讨论中心。韩立新等以《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为样本来源，对其中“人民”概念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考察发现，《汇编》中“人民”一词的思想内涵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史，来源于中国理论发展史，与中国的各类政策文件中“人民”一词的内涵是一致的。[49]而人民概念的确立不仅实现了理论探索和价值追求的统一，也为中国新闻史知识体系建设和中国特色现代传播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确立人民概念的意涵之后，人民作为新闻生产者主体性的建构也在革命实践中得以确立。朱清河从新闻实践的角度梳理人民在党报党刊新闻事件中的定位变迁，认为从《解放日报》改版到抗日战争时期，人民不再被动接受信息，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党报党刊的事业中。[50]
对于党报党刊史的研究，部分学者引入跨学科理论，从宏观历史视角勾连党报党刊研究和中国革命史。赵佳鹏借鉴知识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理论，以社会生活史和新革命史为视野，以群众生活观建构为落脚点对党报党刊进行考察，突破传统新闻史书写偏重政治军事、轻视社会生活内容的倾向。[51]李文健等探讨了以新革命史观改进党报党刊史研究的方式，提出以整体史理念克服党报党刊史研究中的分散化倾向，以社会史视野克服党报党刊史研究中的浪漫化倾向，以文化史角度克服党报党刊史研究中的片面化倾向，以比较史方法克服党报党刊史研究中的孤立化倾向。[52]学者们对党报党刊史的研究从单纯的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在新革命史观的视野下，充分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为全方位、多层次挖掘党报党刊实践史研究中的新问题和真问题提供了助力。
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在思想观念史领域较为活跃，研究内容多以新闻文本和新闻产品为主，研究视角和范式多借用西方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但历史更存在于鲜活的实践中，新闻正是人类构建世界的一种主体实践。[53]2023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在继续拓宽理论范畴的基础上聚焦以实践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探索具有现实解释力的理论和实用性的创新路径。向芬梳理了中国新闻史学者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研究中流行的西方史学范式的批判与反思，指出逻辑悖论和语境遗失问题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愈发凸显，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回归实践和语境分析。[54]王润泽等从“新闻实践”这个基础概念出发，阐明了新闻实践史的诠释导向、分析维度和时空认知，提出新闻实践史需要深入解释新闻传播实践如何塑造群体对世界的认识，如何形成以及扬弃共识，如何在社会互动中构建新闻传播行业和从业群体本身等问题。[55]在明确了新闻实践史的底层方法论思维和其潜在的理论意涵之后，有学者借鉴“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实践史研究方法，认为这一中介化过程不仅反映出新闻实践主体新闻活动的展开过程，也体现出学界基于历史经验厘清新闻理论转换和生成理想型新闻观念的过程，有利于创建对中国社会具有解释力的新闻史学自主知识体系。[56]孙藜等提出新闻史本身作为一种“实践”，首要考虑的是以何种方式推进知识生产之间的对话，这需要新闻史研究者扎实回到理论与经验的深层对话中，以反思的勇气和开放的态度探索新闻史研究新进路的可能。[57]此外，也有学者从媒介考古学、媒介生态学等视角考察我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为中国新闻史的新书写提供启示。
纵观2023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观念取向和研究脉络，新闻学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立足本土、回应时代的研究倾向。当前新闻学研究反映出以下两个趋势。一是学者们以广阔的研究视角观察贴近现实的新闻实践，从而对新闻学的元问题、逻辑起点以及数十年来借用的西方经典新闻观念进行反思，试图重构新闻学中与现实需求脱节的理论价值和概念特征。二是面临技术升级带来的结构性压力，新闻业正在战略性地借助华体汇体育科技变革孕育力量，赋能新闻生产，探索多元新闻实践，深化媒体融合转型。学者们敏锐捕捉到新闻业变革的内驱力量，并对技术带来的潜藏风险保持警惕，同时寻求驾驭技术的可行方法和实践模式。
未来的新闻学研究充满巨大的想象空间和现实发展空间，我们需要以审慎的态度审视新闻学的时代变局，抓住其中诸如理论回归或价值批判等节点，发掘新议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观念的革新并唤醒新闻史研究的学术自觉和潜力。
智能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传统新闻业固化的壁垒，带来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压力：职业边界和职业权威逐渐消解，线性新闻生产流程被高度复杂且流动的新闻生产模式所取代，新闻学知识体系与当下复杂生动的新闻实践相错位的现实问题直接暴露。可以预见的是，新闻业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处于变局之中。基于此，对新闻学理论进行反思和重新阐释至关重要：新闻学的理论谱系如何融入新闻活动的实际情境，如何从本土路径出发提出根植于自身独特性的新概念和新理论以观照我国新闻业态的现实需求？这也许是未来新闻学理论发展的走向。
我国现有新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在于新闻学实践性与人文性并重的特质。从实践性来说，新闻学知识创新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重要方法，并在该方法论的推动下对新闻实践做出与时俱进的科学解释和理论指导。从人文性来说，新闻学需要关注新闻实践在社会结构、文明交往、群体公平等议题中起到对线]当前，中国新闻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简单套用西方新闻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实践，因此需要顺应现实需求，发展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新概念、新体系、新方法。有部分学者针对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的问题体系[59]、概念体系[60][61]、基本立场和基本目标[62]等作出理论阐释，为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而如何立足和呼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的新闻实践，如何发展以对话和沟通为方法的中国特色新闻价值体系以超越西方理论霸权华体汇体育、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目前以及未来新闻学科发展的重要课题。
目前，我国新闻学者们正在试图打破传统的研究取向，摆脱新闻史研究内容属性的束缚，不断强化本体意识、创新研究范式，从媒介、观念、社会结构、历史环境、新闻实践等方面多维度对新闻史进行深层次解读，但关于新闻史的理论创新和话语逻辑结构调整难度较大。在未来的新闻史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借鉴和融合多学科研究范式，消除人文社科各学科间的壁垒，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局部与整体”“偶然与必然”三对关系的基础上，以学术借鉴推动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63]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引发了新闻领域的数字革命。面对数字技术的崛起，如何通过数字手段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也是新闻学界需考虑的问题之一。这也表明未来我国新闻史研究在技术层面上存在进一步释放学术潜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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